2016年5月，国家宗教事务局办公室与农业部办公厅联合发文，对水生生物放生（增值放流）活动进行规范，标志着政府开始积极引导传统放生走向依法放生、科学放生、合理放生的现代放生理念。反观中国传统放生史，进而依据宗教教义做出适应时代精神的阐释，也是当前放生理论承继传统、推陈出新的重要任务之一。佛诞放生是放生活动的集中体现，佛诞日的放生活动最为隆重、最为繁琐，也是最具影响、最符合标准节仪的。因此，取其为例加以分析，当具有更多可参考、借鉴与反思的价值和意义。

　　佛诞放生风俗兴起于宋代杭州附近，由天台僧人遵式首倡，后又在天台僧人知礼的大力推动下影响不断扩大。至明清时则普遍流行于全国各地，演变成一种普适性的民俗。明清佛诞放生的大规模出现，同杭州大、小云栖寺当有极大关联。《杭俗遗风》“佛诞放生”条云：

　　四月八日，四大丛林，均有放生之物聚集，水族尤多。亦有马、牛、猪、羊、鸡、鹅、鸭、鸟之类，均汇放于江干范村之大云栖寺，系莲池大师创建之道场。亦有放于城内东园之小云栖。

　　《杭俗遗风》为记述清代杭州地方风俗的著作，范祖述著，范系钱塘人，对杭州风俗自当是亲身体会得来，故该条记杭州佛诞放生之盛，自应属实。大云栖寺位于五云山之西，隆庆五年（1571），袾宏行脚南还，乞食梵村，见云栖山水幽寂，便于此建立道场。正是在这时，祩宏开始积极推动放生活动。当时杭州的灵隐寺、净慈寺、照庆寺及圣因寺并称为“四大丛林”。因四大丛林皆位于西湖附近，放生之物以水族为多；大云栖寺因位于山中，飞禽走兽一类则多放之其中。

　　祩宏的放生思想和放生实践无论是对当时的居士界，还是对后世的影响都十分深远，圣严法师称其“是中国佛教史上，提倡戒杀、放生运动之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高僧”，并非过誉。当时居士们多积极设置放生池、组织放生会并撰述放生文，云栖祩宏的弟子陶周望，还与诸善友创办放生会，作放生诗，这一切都离不开云栖祩宏的大力弘扬。

　　小云栖，又名馀庵，为清人追慕云栖祩宏五云放生旧事效仿建立。清丁焘撰《小云栖众信士重建演法堂记》云：“先是吁诸阮大中丞请于西湖复古制，未果行。岁（嘉庆）癸亥（1803），廉得东城馀庵，为余姓所舍。有殿庑寮房，池之大可二三亩，即卜此为课佛放生所。……落成时，以小云栖名。盖法五云旧事，而规模小之也。”所谓“五云旧事”指的就是莲池大师重修云栖禅院一事。又据杨曰礼《小云栖放生记》云：“东城有余庵，初为余姓所舍宅，故名余。后顾涑园、孙恂士诸先生联净社其中，梁山舟前辈为书额，易名馀庵。”该记作于嘉庆十一年丙寅（1806）仲秋，时在小云栖寺落成后三年，离袾宏建道场于大云栖寺近两百三十年。

　　盛大的放生规模自然带来很多负面问题，这也极大困扰着寺院放生组织者。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巨大的放生后所需的维护经费，特别是佛诞节当日，滚滚流入的放生之物要求供给大量的生食，这无疑会加重寺院的经济负担；其次，生物的管理也是一大问题，稍微照顾不周，生物必然面对生死考验。张岱记其曾到云栖寺，“见鸡鹅豚羖，共牢饥饿，日夕挨挤，堕水死者不计其数”，恐非虚言。张岱曾向祩宏再三疏说生物受困情形，但皆无果。后见兔鹿猢狲亦受禁锁，便道：“鸡凫豚羖，皆藉食于人，若兔鹿猢狲，放之山林，皆能自食，何苦锁禁，待以胥縻。”据说祩宏听后大笑，“悉为撤禁，听其所之，见者大快”。或许这种“放之山林”的做法一直被大云栖寺沿用，从而传承下来，因此才会有清人所谓大云栖寺“飞走各类充任其中”的说法；再次，为避免过度放生带来的负面效果，祩宏更建议少建放生会社。他认为：“放生社亦宜少不宜多，以真实慈救生灵者，亦如佛会中人故也。”

　　及至清代，虽同为放生，而大、小云栖寺在放生方面仍面临不同的困难。特别是小云栖寺，因其在城中，地窄而牲多，尤为艰难。嘉庆十八年（1813），丁焘等人商议重建演法堂即是考虑小云栖寺的经费问题。因小云栖寺的牲粮不足，因此寺里只能决定各牲以每种若干定为额，余则送大云栖寄养，贴以生食。由此可见，大、小云栖寺其实是一个互为照应的有机系统。

　　但这也不是长久之计，有人提议捐赀购田，以收租息作牲食，但也未果。嘉庆壬申（1812）冬，寺厄于火。清廷谕旨于盐务中给银五百两复建小云栖寺，当时众人商议趁兴复寺工之际，可捐建一水陆堂，重新规定放生需加生食银三两，作为小云栖寄养生粮。祩宏创建大云栖寺道场时曾有规制：放生时需缴纳放生银三两、生食银一两。其法沿用至嘉庆中期而不改，小云栖寺重建演法堂，始改生食银为三两。放生之人为图功德自然不在乎多加二两银子，但却是一条寺庙放生的长远之计。

　　从祩宏创建大云栖到清代丁焘等人商议重建演法堂，此间放生活动之盛大，可见袾宏放生思想的深远影响，亦可见放生习俗的持久性和全民性。反观历史，大云栖寺与小云栖寺形成的互补式生态有机系统可为我们当前的放生管理模式提供有效的借鉴，而由祩宏建立起来的放生需缴纳放生银的规制，也能为当前放生活动的泛滥和失序提供一条可行的改进道路。当然，重新梳理云栖寺放生活动的历史，最重要的是能让我们更加明确地认识到放生风俗并非一朝形成后就一劳永逸不再更改了，而是不断地注入新的理念、新的思想、新的智慧，加之领袖人物的热切倡导，才能达到既适应社会需要，又满足信仰需求的效果。